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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的文学书写与文化实践:表演“新女性”

急速赛车手百度影音 www.ochkh.icu 来源:《文学评论》 | 林峥  2019年05月24日09:14

摘要:新文化初期的“女作家”一词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是新文学创作者与“新女性”道德实践者的合体。本文以石评梅为个案,考察其与女高师同人的文学书写与日常实践,如何建构了陶然亭“高石墓”的城市景观和文学意象。自我在文字与生活的双重扮演中生成,在新与旧的撕扯中,逐渐探索并确立一个符合现代审美与道德理想的“新女性”主体。

关键词:表演;新女性;主体;石评梅;女高师;陶然亭

 

一 、 前言

新文化初期的女作家是新文学创作者与“新女性”道德实践者的合体,其作为“作家”的文学书写与作为“新女性”的日常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她们将自身对于“新女性”的想象以及个人与之相关的生活实践带入创作,反过来又从文学作品中汲取人生实践的灵感?!拔逅摹迸骷沂烂芳匆陨写酥治难Ю砟畹牡湫?,其与革命家高君宇的一段生死之恋,经由作家自身及其女高师同人的文学书写与文化实践,逐渐超越于本事、成为新文学史上一道著名的“风景”,并造就了陶然亭的高石墓这一历经百年而不衰的城市景观。以石评梅、庐隐、陆晶清等人的表演与书写实践为个案,可以考察“五四”时期作为现代主体的“新女性”如何在自我扮演中生成,并建构自我的审美与道德形象。

因其文学成就所限,也由于“高石恋”的戏剧性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石评梅的文学史价值,导致她在文学研究领域受到的关注不多,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文本内部,讨论她的疾病与死亡书写。[1]本文将借助石评梅的个案,尝试打开文本,揭示文本与外部世界往来互动的张力。从共时的层面看,以石评梅为代表的女高师作家的书写,与其日常生活的实践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学文本与城市景观之间亦形成了某种同构性。从历时的层面看,文本对于读者具有强大的召唤力量,文学文本不是闭合的,而是向不同时代的读者开放。

二、“我自己扮演自己”:自我的建构

庐隐作为石评梅的女高师同窗好友,在石评梅逝世后,曾以她与高君宇的情事为原型创作小说《象牙戒指》,在文中借主人公沁珠之口代石评梅自道:“我自己扮演自己,成功这样一个可怕的形象,这是神秘的主宰,所给我造成的生命的典型!” [2] “我自己扮演自己”,这是石评梅生命最贴切的写照,也是她一生努力之所在。她的文学书写与日常实践皆始终在自觉地建构一个以自我为原型的、理想中的“新女性”形象,即“成功这样一个可怕的形象”、“生命的典型”。也就是说,她不仅在文学创作中,在日常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地实践自身对于“新女性”的审美与道德理念。这是新文学初期女作家较为普遍的共性,尤其是石评梅的女高师同窗如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等,也包括白薇、早期的丁玲等。而石评梅将其发挥到了极致,集中体现在她对高君宇的追悼上——包括书写与实践的双重层面?!案呤怠痹诿窆逼诳诙啻?,与石评梅及其学友圈的自我建构分不开。本节尝试将表演理论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探讨石评梅的“表演型人格”如何在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中交互渗透。

据高君宇胞弟高全德回忆,高君宇辞世后,是石评梅提出高君宇曾有“北京城的地方,全被权贵们的车马践踏得肮脏不堪,只剩陶然亭这块荒僻土地还算干净,死后愿葬于此”的说法,[3]建议将其葬于陶然亭,经中共党组织批准,由她与高全德出面办理。高君宇的墓碑应系石评梅设计,造型别致,为一方锥形的大理石碑,顶部尖锐,宛若剑芒。最特别的是碑基左面,刻有高君宇生前题赠石评梅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笔烂非资纸饧妇涫绦丛谀贡?,并附识:“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辈嚆氖难杂胗⑿燮诺氖浣幌嗷杂?,尤因石评梅以死亡实现诺言的悲剧而更添传奇色彩。在高君宇逝世三年后,石评梅郁郁而终,她的死有很大自主的成分。[4]由于其生前反复表达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意愿,[5]陆晶清等友人在征得其家人同意后,将她与高君宇并葬。石评梅墓位于高君宇墓右侧,造型相仿,同为方锥形的白石碑,上书篆文“春风青?!彼淖?。两方剑碑如同一对比肩而立的眷侣,成为陶然亭一处新的风景。由此可见,高石墓与陶然亭的生死渊源,是由石评梅自行建立的。

不惟如此,石评梅还创作了大量悼念文字,[6]一再讲述她与高君宇的本事,成为同辈及后人了解二者的原始资料。她辞世后,其亲友又接续其遗愿,定期为她和高君宇献花扫墓,并纷纷写作悼念文章,进一步建构和传播高石恋的故事?!肚巨薄分芸?928年11月7日至17日连载《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1929年10月6日又出版《评梅逝世周年纪念特刊》,庐隐更是于1934年创作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石评梅及其女高师友人具有自觉的传记意识,石评梅不仅亲自作传,还邀请庐隐为自己作传,陆晶清亦曾嘱托庐隐为其作传。庐、陆二人在石评梅身后为她整理出版了文集,对她的文字十分熟悉,庐隐《象牙戒指》即取材石评梅留下的诗文、日记、书信,甚至成段地引用她的原文。石评梅偕其学友圈经由前后相继的追悼与书写实践,合力将高石墓打造为经典的都市景观与文学意象。

在《我只合独葬荒丘》一文中,石评梅追叙了陪病中的高君宇同游陶然亭、并见证其择定归宿的情形。文章标题源自高君宇面对陶然亭触景生情,吟诵《茵梦湖》的诗句:“死时候呵死时候,我只合独葬荒丘”以表明心志。施托姆(Theodor Storm)的《茵梦湖》在1920年代的中国曾风行一时,是契合“五四”审美趣味的文化符码,浪漫、多情而感伤,石评梅将其编织进自己与高君宇的故事中,同时也将高石的故事编织进了“五四”浪漫主义的脉络中。同时,她笔下雪后的陶然亭,极力渲染其清冷、幽美、一切都是洁白,与高君宇的白玉碑相互辉映,与陶然亭荒凉破败的实际景观存在一定距离,庐隐在《象牙戒指》中基本化用了她的描写。又如石评梅为高君宇二周年忌日时所作的《祭献之词》:“溪水似丝带绕着你的玉颈,/往日冰雪曾埋过多少温情?/你的墓草青了黄黄了又青,/如我心化作春水又冻成冰” [7],有意识地选择冰雪的意象,象征英雄高洁的灵魂,以及二人之间冰清玉洁的情谊。

石评梅对高君宇的悼念不止于纸面的文字,更付诸于一种仪式性的行为。她将高君宇葬在陶然亭后,时常去祭奠他,风雪无阻。在致李惠年的信上,她告知朋友:“我自寒食那天一直到今天,天天都去陶然亭一趟” [8]。在给焦菊隐的信中,她提到碰到一位女友,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要去陶然亭,不要穿黑衣服,[9]从侧面亦反映其祭奠行为惊动了友人。在石评梅的感召下,陶然亭成为她与友人、乃至原本不认识高君宇的青年们聚会、纪念高君宇之所,如好友陆晶清所言:“波微[10],陶然亭那块地方,不惟在你生命里占了重要位置,就是我也是永远忘不了。你想想我们是曾经洒过多少热泪在那里?” [11]在石评梅为高君宇逝世一周年所作的《缄情寄向黄泉》中,她写道:“去年那些小弟弟们,知道你未曾见过你的朋友们,他们都是常常在你的墓畔喝酒野餐,痛哭高歌的。帮助我建碑种树修墓的都是他们?!?[12]为纪念高的去世周年,她与陆晶清邀请了她与高的许多好友去陶然亭,并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在这个悲惨默默的荒郊外,参观这个最后一幕的舞台,虽然是别人的事,然而又何尝不是自己?!?[13]

值得注意的是,石评梅将陶然亭形容为“最后一幕的舞台”,这种舞台意识导致石评梅的祭奠呈现出微妙的表演性质。一次同焦菊隐等人祭奠高君宇归来后,石评梅给焦写信忏悔:“我更不该使你看见我在坟头哭,和那背景的凄凉。我当局者倒觉高兴,而旁观者早已酸鼻了!我那天本想不哭,当我同小张由陶然亭回来,看见你们一堆人围着碑低了头默立时,我才恍然知道那黄土下是君宇。我忍不住只好呜咽!后来想起有你们在,其便不哭了。我心里很麻木,大概我感觉或者比你们浅,因为我在这环境里待久了的缘故?!?[14]石评梅有很清晰的“当局者”和“旁观者”的意识,也就是说,她时刻有一种被观看的自觉;同时她又似乎抽离出来,作为一个旁观者,品鉴自我的悲剧。

石评梅自身及其友人都曾指出她有一种表演型人格。石评梅曾以《噩梦中的扮演》为题,剖析自己在人生中“扮演种种的活剧”。[15]在《我只合独葬荒丘》中,她自我评价:“我们一切都像预言,自己布下这凄凉的景,自己去投入排演”。[16]友人袁君姗在纪念文章《我所认识的评梅》中也谈到石评梅抱有一个“极秘密的理想”:“我记得前年的冬天,有一个团体商请她演剧,她拒绝了,她曾经对晶清和我说:‘假如我要现身舞台,我愿意当悲剧中的一个主人!’还有,她自己也曾经在文章上写过,她说:‘假使我还能有十年的生命,我愿这十年中完成我的素志,做一个悲剧的主人,在这灰黯而缺乏生命火焰的人间,放射一道惨白的异彩!’说这话的时候,是在十五年之末。然而谁知二年之后,她便已将预期十年生命的素志完了,终于将一生置诸悲剧中,一个伤心的女主人,像彗星一闪地陨坠,飘落到她所愿意的地方去呢!” [17]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曾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提出,“舞台”的概念可以延伸至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每个人都在自身设定的“前台”有意识地进行角色扮演,塑造希望呈现在他人面前的自我。这一理论揭示了生活与戏剧之间模糊的界限。[18]周慧玲的《表演中国》则观察到民国时期的女演员兼具双重的身份,她们既是舞台银幕上的“戏剧演员”(artistic actor),也是社会实践里的“社会演员”(social actor),无论是她们的自我期待,还是受众对她们的定位,都在戏剧的“角色扮演”与社会的“身份表演”之间纠缠不清。周慧玲提示读者注意,五四的话剧舞台所再现的生活,因为比现实世界更激进前卫,前者反而倒过来影响后者,“艺术并不曾反应生活,因为生活模拟了艺术”。她将这种银幕表演与生活表演的交叉渗透定义为一种“文化表演”。[18]这些表演理论对我们思考和理解石评梅的行为有一定启发性。而石评梅及其女高师同人的“表演型人格”根植于新文化初期独特的时代语境、思想资源,与五四“新女性”主体的创生密切相关,因此又富有其特性。

石评梅、庐隐、冯沅君、程俊英等女高师作家在求学时期皆积累了丰富的戏剧表演和创作经验。1922年2月24日至26日,首届女高师国文专修科学生毕业前夕,[19]曾在李大钊、陈大悲的指导下,自编自演了《叶启瑞》、《归去》、《孔雀东南飞》、《爱情与金钱》四部话剧,连续三天在教育部大礼堂公演,轰动一时。庐隐、程俊英等人的表演尤受好评,其中《叶启瑞》的剧本就是庐隐主导创作的。石评梅亦曾为同窗级友会演出创作剧本《这是谁的罪?》,并于1922年4月1日-4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发表,引发讨论。

这种戏剧表演与创作的经验,一定程度上与女高师作家对人生的感受和认知方式相互作用,其人生与文学创作普遍呈现出一种“人戏不分”的特点。即一方面,她们的文学创作取材于自己富有戏剧张力的生活,“将真的自己赤裸的忠诚的整个的表现出”。[20]如庐隐、石评梅的大部分作品,及冯沅君的《卷葹》、苏雪林的《棘心》等。[21]而另一方面,她们的人生又深受自身艺术理念及文学作品的影响,甚至有意无意地仿照自己创造的角色去生活。

石评梅曾在高君宇死后致信庐隐,泣血告知:“《或人的悲哀》中的恶消息:‘唯逸已于昨晚死了!’隐友!怎么想得到我便是亚侠了,游戏人间的结果只是如斯!……” [22]唯逸与亚侠是庐隐作于1922年的小说《或人的悲哀》中的角色。小说女主人公亚侠以“游戏人间”的态度自命,不想在这种情智交战中,伤害了他人也带累了自己,最终感叹“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在绝望悔恨中自尽。[23] “亚侠”这个悲剧性的角色身上有着庐隐与石评梅双重的影子?!把侵尴郎佟北揪褪锹贝淖院?,“游戏人间”的言论亦常出现于庐隐的作品中。这一论述其实即为庐隐本人的口头禅,石评梅曾在致庐隐的《露沙》中谈到:“从前我常笑你那句‘我一生游戏人间,想不到人间反游戏了我’。如今才领略了这种含满了血泪的诉述?!?[24]在庐隐为石评梅所作的《象牙戒指》中,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同样在初恋受挫后的沁珠身上有所体现。而“热心研究社会主义,决心要为主义牺牲”的有志青年唯逸则与高君宇颇为相似,且庐隐也未曾料到,他因“失了感情的慰藉”而亡的命运竟会有一日应验在高身上。庐隐在复石评梅的信中,深悔其少作,认为亚侠的性情和命运给了石评梅极大的心理暗示,恳求好友“不要作亚侠罢”。[25]吊诡的是,“亚侠”本是以庐隐、石评梅等为原型而创作的文学形象,石评梅却在人生中又按照“亚侠”的方式去生活,甚至在最后,如庐隐所担忧的,还是不能避免同亚侠一样早逝的命运。在这封信的结尾,庐隐谈到自己不敢应石评梅及友人(即陆晶清)之请为她作传,怕若写得不合她的意,将更增她的惆怅;而若写得合她的意,“我又怕你受了无形的催眠”。[26]直到石评梅逝世,庐隐才终于兑现诺言,为其创作《象牙戒指》。

前述袁君姗谈及石评梅的理想是“做一个悲剧的主人”,女高师作家们多视自己的人生为一场悲剧,自我扮演、并自我赏鉴其中的悲剧色彩。如石评梅在致友人李惠年的信中自白:“乃贤说我和宇的事是一首极美的诗,而这首极美的诗我是由理想实现了!我很喜欢!谁有我这样伟大,能做这样比但丁《神曲》还要凄艳的诗!我是很自豪呢!虽然这样牺牲又谁能办到呢?” [27]庐隐也曾回忆石评梅“天生又有一种神秘的思想;她愿意自己是一出悲剧中的主角”,[28]在《象牙戒指》中,她多次代其剖白与长空(高君宇)的感情如一出“悲剧的描写”:“你不知道我们昨天又演了一出悲剧……我不相信那是真的,不过演时也有点凄酸的味儿呢?……在演着时,就非常清楚的意识那是戏,而又演得象煞有介事不免使人有些滑稽的感觉吧!” [29]这种对于沁珠内心的揭示,大约缘于庐隐心有灵犀的共鸣。庐隐自身也曾在《云鸥情书集》中对爱人李唯建倾诉道:“我本是抱定决心在人间扮演,不论悲欢离合甜酸苦辛的味儿,我都想尝?!以敢馕沂俏苏飧鲈竿娜?,我愿意我永远是一出悲剧的主人;我愿我是一首又哀婉又绮丽的诗歌;总之,我不愿平凡!” [30]

从自我的生命经验中汲取创作的素材,这是与新文学初期自叙传小说的潮流是一致的,包括早期的郁达夫、沈从文等男性作家都不乏经典之作。但深受自身作品的反向影响,甚至以生命实现内心理想的美学形象,这在石评梅、庐隐等女高师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特出。周慧玲在讨论民国时期女演员的表演时曾指出:“女演员对角色的投入演出,不仅会将她自己带入另一个状态中,她所扮演的戏剧角色还会影响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剧中人的价值观会被逐渐内化为演员对自己的期许,而对演员的自我认同产生长久的影响与变化?!?[31]庐隐、石评梅等人的情况与之有些相似,但更为复杂。女演员是受到自身所扮演的戏剧角色的影响,将剧作家赋予角色的价值观内化为对自我的期许;而影响女高师作家人生的角色,则恰恰是她们以自己为原型创造的。石评梅及其女高师同窗是中国第一批接受本土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她们在求学阶段,曾参与五四运动,并经历了同学李超之死的震动、受到李大钊等师长新思想的启蒙。鲁迅和茅盾对于冯沅君、庐隐的评价——“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 [32]、“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 [33],恰是对她们共通的精神写照。庐隐、石评梅、冯沅君们心中存在一个“新女性”的原型(即柏拉图所谓archetype),她们以此为范本生活、扮演,并以自身为素材,进行文学加工和提炼,创造出“五四”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如露沙、波微、纗华等;而她们的人生,又再次受到自己所创造的角色影响。她们的文学书写与生活表演相互影响、水乳交融,以自己的整个人生创作并演出了一个挣扎求索的“新女性”的形象。

“我自己扮演自己,成功这样一个可怕的形象”,以石评梅为代表的女作家的自我表演,与新文化初期女性自我的觉醒与主体性的创生相关。无论是带有自叙传意味的文学创作,还是带有表演性质的日常实践,都是在逐渐探索和确立一个符合她们审美与道德理想的“新女性”的主体,而现代的自我就是在这样文字与生活中的双重扮演中生成的。

三、“新女性”:新旧撕扯中的道德主体

“新女性”本身是一个无先例可循的角色,因此对处于新旧变革时代的女作家而言,书写新女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实践新女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想象一个“新”的自我,又如何处理与“旧”的纠葛?作为现代道德主体的“新女性”,是在新与旧的撕扯中生成的。

从前文石评梅、庐隐的表述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自我的期待,是一出悲剧的女主人,对于自身以生命完成的演出,在在强调一种“凄艳”、“凄酸”、“哀婉绮丽”的趣味,并自我赏鉴这种悲剧的美学。而她们生命的悲剧性,从根本上缘于新旧道德的激烈冲突。正如石评梅的自道:“我们又是在这种新旧嬗替时代,可怜我们便作了制度下的牺牲者。心上插着利剑,剑头上一面是情,一面是理,一直任它深刺在心底鲜血流到身边时,我们展转哀泣在血泊中而不能逃逸?!?[34]心上插着情与理的双刃剑,这种新旧之间的张力,导致石评梅、庐隐等在日常生活和文学书写中表演/塑造“新女性”的形象时,也不自觉地产生了撕裂。

庐隐为石评梅创作的传记体小说,以“象牙戒指”为题,小说的开头,以陆晶清为原型的素文向“我”讲述沁珠的故事,即掏出一枚象牙戒指,叹息道:“你别看这件不值什么的小玩具,然而她果曾监禁了一个人的灵魂”,[35]作为全书点题之语。庐隐何以拈出象牙戒指这个独特的意象,来表达她对于石评梅的理解?

象牙戒指是高君宇赠予石评梅的信物。高君宇曾在战斗里中弹负伤,他将被流弹击碎的车窗碎片,寄给石评梅留念,并精心选购了一对象牙戒指,一只留给自己,一只赠与石评梅,在信中附言:“愿我们用‘白’来纪念这枯骨般死静的生命?!?[36]石评梅很感念高君宇的心意,她当即戴上戒指,并在复高君宇的信中曰:“诞日,你寄来的象牙戒指收到了。诚然,我也愿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37]

戒指本是西方文化中的定情信物,石评梅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以自由恋爱的姿态,主动接受爱慕者赠送的戒指,且根据庐隐《象牙戒指》的叙述,沁珠将其戴在左手无名指上——此为西式结婚戒指的佩戴方式——这一举动看似象征了女性对于自身情感归宿的自主选择,具有摧枯拉朽的革新性。确实,无论是石评梅自己、还是庐隐等友人对于她的书写,都力图表现一个独立不羁、勇于挑战世俗规范、甚至有些“游戏人生”的现代女性形象。如《象牙戒指》中,沁珠是冰场上和舞场中风情万种、万众瞩目的焦点,她自白其理想是像茶花女那样“过那种表面轻浮而内里深沉的生活”,而她面对长空(高君宇)时“多风姿的举动”、“爽利的谈锋”和“辛辣的态度”甚至令叙事者“我”震惊。[38]石评梅自身在文中也多次谈到她喜痛饮狂舞、逢场作戏,“只玩弄着万物,也让万物玩弄着我这样过去”。[39]这俨然是一个背弃了传统伦理观、勇于自主支配情欲和掌握自身命运的现代女性。石评梅与高君宇的恋情,在民国期间备受关注,也正是由于其特别契合“五四”女性追求人格独立、婚恋自由的时代主题。

但同时,象牙戒指又绝非普通的戒指,在高君宇赠予石评梅之初,二人就体会到其中枯骨般死寂的意味。石评梅的友人在高君宇生前已对这枚象牙戒指的暗示感到不安。石评梅曾回忆陆晶清很不喜欢她戴象牙戒指,说不明白高君宇为何要送给她这样“惨白枯冷的东西”,希望石脱掉它,而她的回复是:“不能,晶清!我已经带了它三天了,我已经决定带着它和我的灵魂同在,原谅我朋友!我不能脱掉它?!?[40]高君宇死后,石评梅创作长文《涛语》,其中一节即题为《象牙戒指》,特别强调高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始终戴着象牙戒指,“他是带着它一直走进了坟墓”。[41]象牙戒指遂被赋予了殉葬品的意义,事实上,石评梅自身也是戴着它入殓的。在《肠断心碎泪成冰》中,石更为细致地描绘了自己观看高君宇尸身的感受:

我仔细的看他的尸体,看他惨白的嘴唇,看他无光而开展的左眼,最后我又注视他左手食指上的象牙戒指;这时候,我的心似乎和沙乐美得到了先知约翰的头颅一样。我一直极庄严神肃的站着,其他的人也是都静悄悄的低头站在后面,宇宙这时是极寂静,极美丽,极惨淡,极悲哀![42]

石评梅凝视着高君宇的尸身,尤其是手上佩戴的戒指,内心“似乎和沙乐美得到了先知约翰的头颅一样”,体会到一种庄严的神圣感。石评梅对于尸骸的迷恋,在这段文字中有强烈的暗示意味。对于高君宇的爱,惟其死亡才得以完成,才得以不受限制地抒发自己的情感,甚至连石评梅也自觉地意识到,她真正爱的,也许恰是死了的高君宇。而在高君宇生前,她始终以独身主义自居,拒绝接受高的感情。正如其在致友人袁君姗的信中自白:“如今我一直是沉迷着辛的骸骨,虽然他是有许多值得诅咒值得鄙弃的地方?!以谒拔沂遣辉肝?,因为我是顾忌着一切的顾忌,我不愿把我洁白的灵魂染了污浊,我更不愿背了素志去就他?!恍?,天辛死了,他死了成全了我,我可以有了永久的爱来安慰我占领我,同时自然可以贯彻我孤独一生的主张,我现在是建生命在幻想死寂上的,所以我沉迷着死了的天辛,以安慰填补我这空虚的心灵,同时我抱了这颗心去走完这段快完的路程?!?[43]此类论述多见于石的文字,如《凄其风雨夜》她也深情地表达:“当他的骨骸在我眼前时我才认识了他?!?[44]《涛语》中,石评梅甚至直接以“殉尸”的意象作为节标题。

作为石评梅的知己兼旁观者,庐隐接续她的书写,更透彻地点出了象牙戒指象征的守节、殉葬之意。她借叙事者“我”之口评价这枚戒指“要圈住她的一生”:

唉,这仅仅是一颗小小的戒指呵,然而它所能套住的,绝不只一个手指头,它呵,谁知道它将有怎样大的势力,对于睡在这沙发上的可怜人儿呀?它要圈住她的一生吗?[45]

“我”甚至严厉地警告沁珠“应当早些决心打开你那枯骨似的牢圈”。[46]而沁珠在收到追求者的信时,就看见“手上枯骨般的象牙戒指,露着惨白的牙齿”向她冷笑,于是她痛哭着哀叹:“唉,长空!我永远是你的俘虏!” [47]

石评梅、庐隐寄寓象牙戒指的意义,恰与石评梅替高君宇与她自身择定的归宿——陶然亭,构成了微妙的呼应。陶然亭墓茔累累,素有悼亡的传统,其中一个典型的文化符号便是香冢。关于香冢的典故众说纷纭,但大多与女性守节殉情的主题相关,如殉情而亡的歌伎倩云,心念故主的香妃,被大妇凌虐致死的名妓香娘,不忘前生之约的窈娘等等。[48]这些传说虽不具有可靠性,但它们反映出,附丽于香冢之上的典故基本皆围绕着贞洁、痴情、早夭的女性形象展开。石评梅的经历以及她自我表述的姿态,都可以嵌入这一“香冢美人”的脉络。

石评梅在高君宇死后,反复申述自己的心已随高君宇一同下葬,如《凄其风雨夜》中:“我现在已是一个罩上黑纱的人了,我的一切都是黯淡的,死寂的;我富丽的生命,已经像彗星般逝去,只剩余下这将走进坟墓的皮囊,心灵是早经堙葬了?!?[49]在作于1927年清明的《墓畔哀歌》中,她表示自己青春的生命早已随高殉葬:“我爱,我原想追回那美丽的皎容,祭献在你碧草如茵的墓傍,谁知道青春的残蕾已和你一同殉葬?!以溉忌瘴业娜馍砘苫医?,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天呵!这蛇似的蜿蜒,蚕似的缠绵,就这样悄悄地偷去了我生命的青焰?!?[50]在纪念高君宇逝世两周年的《祭献之词》中,这种情绪达到了顶峰,从而创造出一个瑰丽奇诡的“僵尸新娘”式的意象:

啊坟墓你是我的生命深潭,

恍惚的梦中如浓醴般甘甜;

我的泪珠滴在你僵冷胸前,

丛丛青草植在你毋忘心田。

世界已捣碎毁灭不象从前,

我依然戴青春不朽的花冠;

我们虽则幽明只隔了一线,

爱的灵魂永久在怀中睡眠。[51]

头戴“青春不朽的花冠”,却流连枕藉于坟墓前的少女,爱慕着“幽明只隔了一线”的青草下的尸身。生命与死亡,青春与衰朽,如此鲜明对比的意象,为陶然亭畔殉葬的少女谱系又添了新的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石评梅虽在没有婚约的情况下,公然表白自己对于高君宇的情感,甚至以“未亡人”的姿态自居,但同时她又特别强调自己保持了处女之身。如在给袁君珊的信中,她自道:“我最爱处女,而且是处女的尸体,所以我愿我爱的实现!” [52]其学生李健吾也回忆,石评梅曾在跟学生谈话时说:“我的身子是清白的;我将来死去还是一个父母赐我底璧洁的身体?!?[53]这种对于自我处女身体的迷恋,不能简单视为旧式贞操观的遗毒。

在石评梅辞世三年前,也就是高君宇去世那一年,鲁迅作《伤逝》,借子君之口道出一代“五四”新女性的理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54] “我是我自己的”,宣告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主命运的诉求。而石评梅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这句话,甚至走到了某种极端,“我是我自己的”,我的身体、情感、欲望、乃至生命都是我自己的,由我自主决定取舍予夺的权利,不以他人的意志、外界的因素为转移。如在高君宇生前,无论他再怎么追求,她也不给予他所冀求的爱;在他死后,无论旁人再怎么劝阻,她却执意奉上自己的心、甚至生命。这种近乎执念的对“自我”意志的追求,导致了她生命的悲剧性。石评梅也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她在致庐隐的《寄海滨古人》中告白:

其实,我是一个不幸的使者,我是一个死的石像,一手执着红滟的酒杯,一手执着锐利的宝剑,这宝剑刺伤了自己又刺伤了别人。这双锋的剑永远插在我心上,鲜血也永远是留在我身边的;不过,露沙!有时我卧在血泊中抚着插在心上的剑柄会微笑的,因为我似乎觉得骄傲![55]

卧于血泊中,抚着自己插在心上的剑柄微笑,这一奇特的意象与鲁迅《墓碣文》中“抉心自食”的死尸有异曲同工之处。本节开头也引用了石评梅相似的论述。作为过渡时代的“历史中间物”,辗转于新旧道德的双刃剑下,自愿地牺牲自己,并骄傲于自我的牺牲。这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代“新女性”经典的审美形象,也是石评梅以生命自觉成就的悲剧美学。

然而,更大的悲剧性在于,对于新的伦理的追求,与旧的道德的羁绊,纠缠在一起,石评梅对此是无意识的。是忠实于爱情的承诺,还是恪尽守节的义务?是对身体的自主掌控,还是对贞操的盲目崇拜?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黑白分明。新伦理与旧道德之间的撕扯,在此又形成了某种合谋。石评梅在高君宇死后表现出来的姿态,与传统礼教制度下的“未亡人”形象有所重叠,类似于殉葬之举的死亡更是最极致的表达?!坝蜗啡松钡牧硪幻?,却是一个守节殉葬的贞洁烈女。而石评梅在高君宇死后敢于直呼“我爱”,并为整个社会所接纳、所称颂,恰在于她同时契合了新旧道德的双重标准。[56]一方面,高君宇与石评梅,作为“新青年”与“新女性”的代表,是民国时期备受追捧的“革命加恋爱”模式在现实中的典范。而另一方面,大众对于高石故事的接受与传播,很大程度上却是将其视为孔雀东南飞、梁祝等传奇在新时代的变体。高石墓尤其迎合了这种想象,可以被纳入“江亭悼亡”的框架,接续“香?!笔亟谘城榈拇?。曾有论者批评庐隐的《象牙戒指》安排一对革命者与进步女作家“演出了一场没有多少新意的殉情悲剧”,[57]此看法带有特定时代的痕迹,却触及了问题的本质。也许《象牙戒指》恰恰揭示了高石恋在民国期间深得人心的实质,即一对“新青年”与“新女性”,在新的时代上演了一出古典的殉情悲剧。高石墓在民间亦俗称“鸳鸯坟”,从这个名字即可管中窥豹,普通民众是在什么维度上认知与接受高石二人的情感的。直到1980年代中期,广播剧《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在处理高石同游陶然亭的情节时,还自创了石评梅面对香冢惺惺相惜的场景。并且民间一度流传若年轻情侣相伴去陶然亭,能得高石二人庇佑,而长相厮守的说法??杉词沟搅说贝?,读者依然会对石评梅与“香冢美人”一类的传说产生联想。在“五四”女性解放、自由恋爱的话语之下,传统伦理微妙地转接于现代思想之上,促成了石评梅的传奇。

四、高石墓:作为重写本的景观

石评梅在文学书写与日常实践中相得益彰的“表演”,造就了她与高君宇的情事不仅成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更以高石墓的形式凝结为实体的城市景观。作为景观的高石墓,因其独特的艺术形象与所负载的情感记忆、文学想象,对于观者有强大的感召力,又会召唤后人进一步对其进行诠释和书写。

民国期间,经由石评梅及其学友圈的不断自我经典化,高石墓的意象逐渐深入人心。李健吾在《悼评梅先生》一文中,回忆他上中学时,一次与同伴往陶然亭散步时,“发见了一座纪念碑式的尖形新冢,白石砌成,矗立于荒凉的绿草地,在四围从未经人招魂过底乱坟堆,忽然映入目界,令人生出一种新颖的悲感”。他走近读碑上的字,伸手细摸那些字迹,“半晌未能抬起腰来”,“疑惑我走出了实际的世界”。在同伴告诉了他石评梅的故事之后,他感慨:“评梅先生遭遇了一个不是现代女子所应遭遇底命运:她自己是一位诗人,她的短短的一生,如诗人所咏,也只是首诗。一首充满了飘鸿的绝望底哀啼底佳章?!?[58]青苗在《陶然亭访墓记》中也是慕石评梅之名而去,去“拜访那痴情的,用爱情和矛盾喂养着自己那空虚生命的小布尔乔亚石评梅的陵墓”。这是在石评梅逝世二十年之后,作者愕然发现墓上的砖土已剥落颓圮,墓碑上被许多游客用粉笔写满字,有庐隐《象牙戒指》中的“我以矛盾而生,矛盾至死”,有“评梅,我爱你”一类的下流话,作者愤慨地谴责“我们同胞的道德观念简直全喂了狗,连死人都横加侮辱,如果评梅死而有知,她将何等愤懑!” [59]

从这两则材料可以看出,石评梅的墓、包括石评梅自身,已然成为了一道风景,为人所观赏和议论。高君宇、石评梅的故事通过石评梅的书写、庐隐的《象牙戒指》等广为人知,甚至连作者不齿的素质低下的民众乃至小流氓也耳熟能详。并且,作为景观的高石墓,可以唤起观者“一种新颖的悲感”,令人“半晌未能抬起腰来”。墓碑甚至成为游客涂写的景点,如同“重写本”(palimpsest)一般重重叠叠地覆盖着不同的话语,有高、石自身的碑文,有庐隐《象牙戒指》的警句,也有游客的“下流话”。这一情景其实富有隐喻色彩,高君宇与石评梅之所以成其为风景,正是由多重话语构成的,既有石评梅自我的建构,庐隐等同代人的书写,也包括了不同时代读者的诠释。对于石评梅建构的“元叙述”,因应不同时代的语境,理解和关注点也会有所不同。

细读李健吾与青苗的叙述,民国时人对于高石墓的认知,无论是正面地赞颂石评梅“是一位诗人,她的短短的一生,如诗人所咏,也只是首诗”,还是反面地调笑“评梅,我爱你”,或是中性地评价“那痴情的,用爱情和矛盾喂养着自己那空虚生命的小布尔乔亚”,都集中在高、石的爱情上,这也是为何“石评梅”在有关高石的话语中被凸现出来。由于反抗封建婚姻、争取恋爱自主是“五四”时期的主旋律,高石的爱情悲剧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因此“恋爱”的主题得到彰显。虽然如前所述,这种对于新式恋爱的理解与对传统伦理的推崇混杂在一起。

共和国成立后,因应新的时代环境,对于高石墓又有了新的定位和阐释。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为了在多变的政治局势中保存高石墓的景观,早年与高君宇有同志之谊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定性高君宇与石评梅的关系时,特别突出高君宇“革命者”的身份和对青年人的教育意义,强调“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以“革命”掩护“恋爱”的合法性。[60]1982年,邓颖超又亲自为石评梅作品集撰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表达对二人的仰慕与同情,回忆自己曾几度到陶然亭凭吊,向同行人讲述“高、石的爱情和革命事?!?,[61]将爱情与革命并举,进一步促成了高石墓的修复,乃至“高石热”在1980时代的回温。1986年,由北京团市委等十六家单位的青年团员集资,高君宇、石评梅的大型雕塑在墓东侧落成,二人相互依偎扶持,成为园内一道引人注目的新风景。北京共青团市委和宣武区委将高石墓视作“革命情怀与忠贞爱情的象征”,定为青少年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前来瞻仰,举行纪念活动。同年,广播剧《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热播,引发全国各大电台转播,并在《光明日报》同步连载,掀起一股“石评梅热”。作者柯兴将自身的创作缘起追溯至1962年游览陶然亭的经历,谈到石评梅刻在高君宇墓碑上那首“大气磅礴、光彩照人的诗句”,以及她附识于后的话,给予年少的自己很深的刺激,在墓前伫立良久。[62]由此可见,石评梅所奠定的墓碑景观具有穿透岁月的感召力?!妒烂反坊救〔挠谑烂返氖暮吐摹断笱澜渲浮?,又进行了一定的再创造,总体而言,一是强化或曰纯化了高石的感情线,渲染石评梅对高君宇的一片深情;二是凸显了革命的线索,如大幅增加了高君宇进行革命活动的情节,以及石评梅经历女师大风潮、李大钊遇害的情节等,以表现石对于高革命思想的逐步理解和靠拢。

综上可见,共和国时期对于高石关系的诠释,普遍着力于“革命”与“恋爱”双线并行。无论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回忆,广播剧等文学的创作,还是党团机关的宣传等,皆有意识地歌颂高石爱情坚贞的一面,而简化了本事中复杂的情感,旨在促成对于革命与爱情的坚守合二为一。忠诚于革命与忠贞于爱人被视为一体之两面,正如周恩来所言,“革命”与“恋爱”并不矛盾,而是指向一致的。

纵观从民国到共和国时期对于石评梅与高石墓的接受史,石评梅将文学书写与生命经验融为一体的创作特质,导致她建构的自我形象和高石墓,不仅成为了新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更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向不同时代的读者敞开。作为文学意象的“石评梅”与“高石墓”由此不断被丰富、被重塑,从而获得新的意义。

五、小结

本文以石评梅及其女高师同人为代表,在新文化的语境下对“五四”一代新女性的“表演型人格”加以考察,探讨其历史文化内涵、文学实践方式及相应的文学接受、文化影响。以石评梅为首的女高师作家群,有意识地通过文学与日常的双重实践,建构了“高石墓”的城市景观与文学意象,并在自我扮演中,逐渐生成了“新女性”的现代主体。而这种“舞台人生”的独特理念,又使得她们的人生和文本呈现出一种开放性,“新女性”与“高石墓”的文化内涵,在与同代、乃至后代读者的持续对话和相互建构中,进一步流变、丰满。

石评梅的个案有助于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的边界和意义。本文旨在揭示,作家的价值不仅限于其文本内部。石评梅作为一个文学现象,很典型地折射了“五四”女高师作家的表演型人格与她们的创作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她提示我们文学文本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空间。它向其它的领域开放,文学与戏剧表演、与城市景观之间,构成往来流动的张力;它向未来的读者开放,一代代的读者可以从各自时代的趣味、需求出发,参与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诠释。

 

参考文献:

[1]王德威在《被遗忘的缪斯——五四及三、四零年代女作家钩沉录》中曾指出,石评梅的文学成就为过往文学史所忽略,值得重新审视,参见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第306页,麦田出版社1993年版。近年有关石评梅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有刘思谦:《石评梅:生命的燃烧》,《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第67-9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建梅:《庐隐:超验的女性爱和死亡迷恋》,《革命与情爱》,第126-139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林幸谦:《濡泪滴血的笔锋——论石评梅的女性病痛身体书写》,《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买琳芳、宋?;骸镀1沟囟牢琛烂肺难Т醋魈刂事邸?,《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9期。

[2][30][37][40][45][46][47]庐隐:《象牙戒指》,第149页,第91页,第2页,第49-136页,第126页,第147页,第148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高全德:《忆君宇与评梅》,胡梁主编:《汾水长流——缅怀革命先驱高君宇》,第229页,山西天和泰印务有限公司2009年版。

[4]高君宇倾心于石评梅,并为她解除了自己的包办婚姻。而石评梅却由于被有妇之夫欺骗的初恋创伤,对于高的追求,态度始终很纠结,这也间接导致了高病情的恶化。直到高病逝,石才追悔莫及,追认了自己对高的情感,并因过度悲恸与自责,在短短三年内追随高而去。

[5]据陆晶清回忆,这是石评梅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并曾写于日记上。陆晶清:《追记评梅——为<石评梅作品集>出版而作》,见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卷》,第1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6]如散文《涛语》、《缄情寄向黄泉》、《狂风暴雨之夜》、《我只合独葬荒丘》、《肠断心碎泪成冰》、《梦回寂寂残灯后》、《墓畔哀歌》、《凄其风雨夜》,诗歌《痛哭英雄》、《夜深了》、《旧稿》、《雁儿呵,永不衔一片红叶再飞来》、《扫墓》、《抬起头来,我爱!》、《祭献之词》等。

[7]石评梅:《祭献之词》,《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卷》,第133页。

[8]石评梅:《致李惠年信之三》,约为1925年4月9日,《石评梅作品集·戏剧游记书信卷》,第11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9]石评梅:《寄焦菊隐之笺六》,《石评梅作品集·戏剧游记书信卷》,第104页。

[10]波微系石评梅的化名。

[11]陆晶清:《江上——寄评梅》,《素笺》,第47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12]石评梅:《缄情寄向黄泉》,《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卷》,第8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13]石评梅:《致李惠年信之七》,1926年2月25日,《石评梅作品集·戏剧游记书信卷》,第119页。

[14]石评梅:《寄焦菊隐之笺二》,《石评梅作品集·戏剧游记书信卷》,第100页。

[15][41]石评梅:《噩梦中的扮演》,《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卷》,第151-152页,第151页。

[16]石评梅:《我只合独葬荒丘》,《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卷》,第95页。

[17][43][52]袁君姗:《我所认识的评梅》,卫建民编?。骸痘旯樘杖煌ぁ烂贰?,第121页,第122页,第1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详见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9][32]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第23-242页,第40页,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

[20]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程俊英等都是女高师国文专修科首届学生,石评梅是同级体育科学生。

[21]这是厨川白村的文学观,石评梅十分认同。参见石评梅:《再读<兰生弟的日记>》,《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卷》,第228-229页。

[22]包括非女高师出身的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值得一提的是,丁玲同样富于表演经验,甚至一度考虑以电影演员为业。

[23]庐隐:《寄天涯一孤鸿》,《小说月报》第17卷第10号,1926年10月10日。文中抄录了石评梅的书信原句。

[24][27][28]庐隐:《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第13卷,1922年12月10日。

[25]石评梅:《露沙》,《妇女周刊》第5号,1925年1月7日。

[28]石评梅:《致李惠年信之八》,约1926年春,《石评梅作品集·戏剧游记书信卷》,第120页。

[29]庐隐:《石评梅略传》,《石评梅作品集·戏剧游记书信卷》,第187页。

[31]庐隐、李唯建:《云鸥情书集》,第50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

[3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未明(茅盾):《庐隐论》,《文学》第3卷第1号,1934年7月1日。

[35]石评梅:《婧君》,《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卷》,第51页。

[37]高君宇:《高君宇致石评梅的部分书信》,1924年11月,《高君宇文集》,第211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8]石评梅:《天辛》,《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卷》,第63页。

[41]石评梅:《涛语·象牙戒指》,《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卷》,第79页。

[43]石评梅:《肠断心碎泪成冰》,《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卷》,第102页。

[45][49]石评梅:《凄其风雨夜》,《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卷》,第240页。

[49]参见陶然亭公园志编纂委员会:《陶然亭公园志》,第114-116页,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年版。

[51]石评梅:《墓畔哀歌》,《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卷》,第141页。

[52]石评梅:《祭献之词》,《语丝》第123期,1927年3月19日。

[54][57]李健吾:《悼评梅先生》,《魂归陶然亭——石评梅》,第15页,第12页。

[55]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15页。

[56]石评梅:《寄海滨故人》,《石评梅作品集·散文卷》,第58页。

[57]刘建梅在《革命与情爱》中指出,高君宇与石评梅的故事同时契合了东西方的感伤主义传统,即东方的《红楼梦》、《玉梨魂》等及西方的《茵梦湖》等,因此在民国时期十分流行,可与本文的观点参照对读。

[58]邹午蓉:《两部描写共产党人早期爱情生活的小说》,《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

[60]青苗:《陶然亭访墓记》,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第590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61]1952年辟建陶然亭公园时,将原来在这一带的坟墓一律迁往南郊人民公墓,高石墓亦在其列。1956年6月,当周恩来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妥善?;ぬ杖煌さ母呤?,明确指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痹诒本┦谐づ碚娴亩卮傧?,高石墓得以重新迁回陶然亭,并进行重修。

[62]邓颖超:《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人民日报》,1982年9月20日。

[63]柯兴:《我写石评梅——<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创作杂谈》,《文学报》,1987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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